映象新闻

老这么说美联储以前的政策没用，多没面子啊。

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同比下降到9.3%，如果后两个月没有明显回升，按照GDP增速一般低于工业增加值增速4个百分点左右的规律，二季度GDP增速有可能跌到7.5%以下。在面临重大调控任务时，必须协调行动，形成合力，避免单打一的行为。

房地产开发投资由过去多年近30%的增速放缓到18.7%，对消费和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财税政策应围绕调控计划，运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等措施，加大调控力度。4月份统计数据的公布，使我们吸了一口凉气。首先应在充分讨论、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适应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要求的定向扩大需求的计划，包括调控方向、调控目标、调控政策，需要重点支持的产业和重大工程等。综合分析前5个月经济运行情况，可以说，投资、消费需求增长仍然放缓，出口增速出现拐点，自去年年初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尚未改变，国民经济运行正处于关键时刻。

应当看到，目前政策调控的空间还足够大，只要拿出针对性强、力度较大的政策，就能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如能形成合力，就能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

结果，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提高GDP的增长速度。2011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和再次实施紧缩 政策。第二，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在危机发生后，东亚各经济体表现各异。

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资源投入和效率提高双重驱动，其中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包括投资和劳动力投 入)驱动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也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或集约型增长模式。

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就可能会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除投资外，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以下因素：改革开放解放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改革推动的城市化使大量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运用;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了生产效率。

1994年实施人民币深度贬值和汇率并轨，支持了出口贸易的大发展，一方面使得 我们维持了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外汇结余不断累积，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发行大量货币来购买外汇。第三，现行财税体制使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去追求GDP。其中，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短期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一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改革措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这几年中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尽其所能，采取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相当不容易。

其实正像我在两年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今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料。

2009年，政府采取了注入海量投资和贷款的措施来保8。且不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即使滞后期较长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也从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国政府不得不从2008年2季度起采取紧缩政策，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

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较，这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中国经济出现的上述问题，在本世纪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政策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稳定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努力运用掌握资源的能力营造GDP增长政绩。

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曾经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归纳为四条：第一，政府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利。从财政收入看，一半的财政收入是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物质生产部门GDP的增长;从财政支出来看，很多应该由中央支出的责任(在中国叫做事权)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须努力筹钱才能够承担起他的支出责任。

现在许多人呼吁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来阻止增长率下滑。其次，是因为存在体制方面的障碍。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十分相似数据表明，这两个比重都是呈上升趋势，两者还有趋同趋势，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大舞台会产生出时势造英雄的效应，即中国崛起大势造就中国大企业。

我国的国有企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这是它与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企业兴，则国家兴;企业强，则国家强。而10年来，日本从88家缩减为68家，美国从197家缩减为132家。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跨国兼并重组拓展海外市场不同，社会主义企业的海外经营大多是新开工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其目的在于同当地企业共同成长，互利共赢。

知名品牌也是中国软实力。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者，可称之为世界级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主要经营指标和业绩达到世界500强的门槛;进入世界同行业前10名，这与国资委所提出的在国际同行中综合指标处于先进水平的企业是一致的;具有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技术。

中国的企业文化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如果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美企业是各国一流企业的第一梯队的话，那么进入中国或美国500强的企业则可以称为各国一流企业的第二梯队，在这个范围更大、企业数量更多的梯队中，很多企业都有潜力成为世界500强中的一员。

截至2011年，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约490家在中国投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已经达到1600余家。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推动和深化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

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境外企业的数量达到18000余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资产近1.6万亿美元。(参阅：《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5页)在国有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这种亲和力也是社会主义企业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二、国有企业的内涵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认识和解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在世界500强的营业收入规模上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第二大国家，仅次于美国。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要发展鞍钢宪法，形成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宪法。

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相比，社会主义跨国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文化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有没有垄断的问题，而是集中程度还远不够的问题。

他特别强调，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这种关系来源于鞍钢宪法，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治理宪法。